安徽大时代投资金融公司扶贫需要手段多样化且防

2016年9月初颁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已经有两个多月时间，越来越多的证券公司开始有针对性地对贫困县进行“一对一”定点帮扶。在实践中，券商传统业务线往往很难对接贫困县的具体问题，主要原因是贫困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龙头企业不足以IPO融资，县财政也不支持发行市政债券，公共服务领域的PPP项目体量偏小，入不了习惯于服务“大政府、富政府”的券商法眼。
　　全球范围内，利用多样化的金融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是后工业化社会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大趋势。
　　首先，对于农业贫困县，得过诺贝尔奖的“穷人银行”模式三农小额信贷值得推广。以南疆很多农业人口众多、居住较为分散的贫困县为例，中央转移支付只能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生存问题，特别是安居补贴住房政策让很多少数民族贫困户得到了实惠、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但是，由于需要贫困户自己承担一小部分建房资金，很多农民卖掉了仅有的几只牛羊，又得不到农信社的贷款，失去了脱贫致富的资本——金融成了南疆精准扶贫的瓶颈问题。
　　对于此，宁夏盐池县、同心县的惠民小贷商业模式值得借鉴：国家政策性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商业化运营的小贷公司为农户提供1万至3万元（根据还款情况逐年递升）的小额贷款，精准帮扶基层的农户。广西河池地区的三农小额信贷加入了更多政府职能，贷款额度也更高：政府与市场化运营的小额信贷机构共建农户信用体系，并通过村镇联保制度形成立体的监督网络，确保资金用途清晰。对于南疆等地的贫困县政府，这两种模式能否成功推广，需要跨领域的金融人才，在初期不妨积极引入有经验的机构，合作运营中积累经验，逐渐形成网络化的农村资金调配中心。
　　第二，对于中部贫困县，与东南沿海城市形成“镜像”总部基地，带动本地产业发展。贫困县享受证监会新政，缺少符合A股IPO标准的龙头企业，短期内培育也不现实。值得推荐的路径是寻找有“渊源”的东南沿海或经济发达的内陆城市，主动引入一些想上市、又担心“排队”时间过长的企业。这种渊源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位置近、交通便利、企业家的家乡情结、宗族认同感强等。
　　高税收贡献的龙头企业对于每个地方政府而言，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点，经济发达城市也不例外。因此，贫困地区在实践中不妨借鉴现代金融衍生品“SWAP”原理，与东南沿海城市签订“回迁”协议，约定好这些“借道”IPO的龙头企业在五年后将总部再迁回沿海。对于贫困县而言，A股上市公司总部在境内持续五年，无论是税收还是产业带动，无疑是难得的资源，有“借鸡下蛋”的经济学意义。
　　第三，贫困县迅速脱贫，需要产业加资本的密集型投入。中央对贫困县脱贫的目标意志坚定，各级地方政府往往利用行政手段层层加码，使得产业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的贫困县领导“压力山大”，甚至不脱贫就无法升迁。笔者近期的调研发现，贫困县往往由于地处偏远，前几任贫困县领导班子把很多农业、旅游、生态资源都承包给了产业实力欠佳的企业，进行了“半吊子”的开发——烂摊子的产权混乱，金融创新无从发力，更让现任班子叫苦不迭。
　　精准扶贫的核心是产业扶贫。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核心资源，除了省市县各级领导敢于担当、梳理清楚产权，更要以更高的视野引进“产业+资本”的扶贫好帮手：一方面，通过引入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竞争力的“大农业、大旅游、大生态”产业龙头，用发改委和财政部力主的PPP模式，高起点开发资源；另一方面，引入有社会责任感的证券公司，充分利用直接融资，构建权责清晰的产业基金，实现产业加资本的密集型投入。
　　对于此，建议证监会将IPO新政精神，进一步推广到“精准扶贫项目收益债券”和“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定向增发”绿色通道，各贫困县所在省份也应配合对相关直接融资提供信用担保、乃至PPP劣后资金的支持。当然，这些金融创新依然必须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绿色通道不是“走后门”，不能以牺牲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