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域使用面部识别,需求的规模效应会拉低成本。这么下去,人脸识别离被滥用,就只有一步之遥。近一两年是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助力,人脸识别技术以其不可复制性、非接触性、可扩展性和快速性等特点在多种生物识别技术中脱颖而出。近期,人脸识别更是成为学校“新宠”,助力校园管理,在门禁、陌生人识别、食堂支付,甚至开始在课堂上识别学生面部表情,找出不专心的学生。
而且,一些地方也开始启用“刷脸”执法,人脸识别闯红灯,核实违法人员的身份。我相信,在中国,会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样做挺好的,帮助老师方便地管理孩子,督促孩子学习。也会有很多人认为,闯红灯的一个也不放过,加大立法力度,挺好。但是,我认为,此类人脸识别,值得商榷与审视。
在现在的信息技术下,方便性必然建立在个人数据上。浏览器不用填密码,就得打开cookies;轻点鼠标购买物品,必然要交出自己的姓名地址、购物历史偏好;用APP引导自己锻炼身体,服务器没有积累的过往身体数据,就无法指导;打车,不给出目的地,打车软件就无法安排;刷脸支付,地铁刷脸进入,就必须透露出自己的行踪。如果要优惠券、要推荐,则需要交出自己的消费历史记录;类APP,精准推送自己喜欢的内容,则意味着以前看过的东西被记录下来。
前段时间,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一句“中国人不在乎隐私”,引发了舆论的声讨。但不得不说,他某种程度上说的是事实。中国人有着集体主义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掌控一切,从工作到家庭,从避孕套的大小、多寡,到家庭纠纷、生儿育女,单位负责一切。由于单位分房的熟人群居模式,任何一家的琐碎事情,都会迅速传播开来。在这种场景之下成长、生活的中国人,缺乏独立意识,隐私意识自然也较低。
这类用隐私的代价去换取方便,选择权在个人的时候,还可以视为一种个体选择,个人有选择付出隐私的自由,还无可厚非。但是,教室监控面部表情,人行横道线用面部识别,都是相对更强势的学校、公权力机关的一种强制性的行为。
刑法谦抑,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同时,获取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同样的,在强制公民付出隐私的代价的时候,就必须获得足够大的收益,或者减小足够严重的危险。
虽然人脸识别不是刑法,但是,对于强势机构、公权力机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即以小的代价,完成大的目标。人行横道线是一个必须完全杜绝、一旦有人触犯就会代价极大的事件吗?同理,上课不听讲、睡觉、玩手机,甚至旷课,是一个具有极大危险,威胁到公共安全的事件吗?显然,这都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面部识别严厉制止横穿人行道和学生上课不专心,收益都很小。
那么,与此对应的,除了采购成本,还有哪些社会成本呢?各个领域引入人脸识别,会使得公众对这一技术变得麻木。这就会使得在后续中,这种技术会不断地在其他领域使用,规模效应又会导致其更大规模地进入各个领域。比如,目前,地铁还做不到不使用身份证,而用闸机采集乘客人脸,在人口库里进行比对来识别乘客。这是因为乘客规模巨大,闸机识别会造成识别准确率明显下降,识别过程有一定延时的问题。这在技术是可以被克服,但经济上却不可行。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域使用面部识别,需求的规模效应会拉低成本。从经济上,一个更大、更廉价、更灵敏的识别数据库以及相应的硬件系统,就会被建立起来。比如,识别一次成本是1块,这时候应用会被限制;但如果成本降到0.01分,那么,这个系统就会无处不在。从而,在现实中,人脸识别离被滥用,就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某种程度上看,学校与人行横道应用人脸识别,这种行为的潜在代价如此之大,现实收益如此之小,并不符合成本——收益的原则,应当被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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