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的艺术领域中,尤其是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各种艺术,都有一种互相关联的现象,尽管它们的外形和用途不同,表现方法和所用工具也不尽相同,但那些不同门类艺术的艺术气息和趣味,也就是所表达
明 张宏《西山爽气图》局部
明 张宏《西山爽气图》局部
的民族性格的特点,在神髓上却有相通之处,譬如建筑与服装,都以宽博严肃为基调;桌椅陈设,都以方整对称为基调;乃至文学语言上竟自出现世界各族语言都不曾有的四六排偶大篇作品等等,这是汉民族文化中特别讲求的对称美。因而,对称的要求贯穿于大部分这种文化艺术。具体到书法和绘画,更具有某些独特的内在的关联。譬如中国绘画,一直不是要求“逼真”,甚至是要求“避真”的。描绘人物只用单线条,并不借助阴影,面颊上加上几道线,性格就特别突出,所谓“传神”。“传神”一词,在绘画领域中也并不专指人像写真,它也常被用在画其他物像上,如“为山水传神”、“为花鸟传神”等。不难理解,用这个词,主要是指摆脱物像的一切细节,而要抓住它们的整体要点。所以许多“写意”的人物,并没有被观者误为猫狗;一抹远山,也没有被观者误为纸上的湿痕。尤可注意的,画树干、花头、山峦、衣褶,宁许它不尽相似,但不许它的笔触瘫软。久而久之,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出现以后,刻意追求笔墨的表现与欣赏就成了主旨,至于物象描绘的形似与工拙并不再计较。而书法则是视觉艺术中形式为简捷、抽象的艺术门类。看来仅仅是书字的结构、笔画以及行间字距的章法,其实在汉字的产生、发展和在书法的创作实践中,早已成了“束括万殊,裁成一相”的独特艺术形象了。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可以认为是中国艺术普遍要求“避真”的极诣表现。正因如此,中国的绘画与书法就必然会发生更为内在的深刻的关联。
明 张宏《青绿山水图》
明 张宏《青绿山水图》
评论书画的人,常举“书画同源”这一理由,固然源是同的,但眼前的两项艺术,却是都处在流的阶段中。同源是几千年前的事,怎么几千年后,还都仍在源头不动,而称兄道弟呢?已如前面所述,乃是因为民族的各种艺术同的民族性格特点所致,更是因为书法与绘画始终在强调和强化笔墨的表现,而必然存在着趋同、融合的内在因素。正如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指出的“书画用笔同法”。因此,在这两种艺术的创作者和观赏者心目中,它们是同样能满足民族审东西,至于表达出的形式和用以表达的方法如何,都退为次要的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有了中国绘画这种画法作为语言符号的文字竟自与描绘物象的绘画不但相提并论,还密不可分地成为姐妹艺术品种,称为“书画”。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书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具有深厚的艺术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是民族所独创的艺术奇葩。这一民族艺术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学术思想、各种民族艺术间的交融,以及因之形成的某些带有共性的艺术风格、特征、特点和民族的欣赏习惯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概括而言,中国书画是民族文明史所产生的艺术结晶之一。它在古代既已对世界东方的国家、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在近、现代中更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而远播世界西方各国。正因为中国书画是民族文明史的一种物化见证,因此它们的全部历史遗存,就成了民族全部珍贵文物的组成部分。
发展编辑
古书画的发展,从今天可见的资料中看,大略可分三大阶段。唐代以前的作品,随着出土文物而不时有所发现,但究竟断续不能连贯。例如战国的帛画和两汉马王堆古墓中的帛画,都给我们很完整的印象,看到当时
明 张宏《华子冈图》局部
明 张宏《华子冈图》局部
绘画水平已相当高超,技术上也相当完善。汉墓壁画上也有不少汉代绘画遗迹。六朝隋唐的佛教画在敦煌等处洞窟中保存着大量作品,是极其丰富的古代绘画的宝库,但一般的其他内容的作品就相形见绌多了。流传号称唐人画的卷轴,多出宋人重摹或是被后人题作唐人的较晚作品,可信的只有《历代帝王图》中的一部分是唐人真迹。尽管如此,这些唐以前的绘画作品遗存,其中包括虽是传摹而仍能保存一定的原作的风格、特点的古摹之作,也依然可使我们窥出唐以前画史的梗概。战国帛画中描绘人物神情生动,线条简劲。汉代马王堆古墓帛画的想象力生动,构图井然有序,绘画技艺更趋完美,为魏晋以后的绘画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艺术基础。魏晋以后伴随着艺术自觉的大趋势,一些官宦、士大夫开始从事艺术创作和理论著述,更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传为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其景物的描绘虽
明 张宏《阊门舟阻图》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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