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紧密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繁荣与没落、竞争力强弱的重要经济部门——如果没有较为坚实的制造业基础,那么生产性 服务业就难以得到发展,而一旦资源枯竭,消费和生活性 服务业也将成为断源之水。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源型国家的制造业是比较落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通过开采售卖自然资源就能获取丰厚的收入,因而无须也不愿辛苦劳作,发展其他劳身劳心的产业。出卖资源得来的财富直接被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产;又因为大部分制造业产品可以通过进口来满足,因而资源型国家的经济会向不可贸易部门侧重。由于非贸易品产业不像制造业一样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也较慢,因而初级产品和非贸易产业的扩张难以支撑长期的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后半页的荷兰曾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二十世纪60年代,由于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荷兰经济开始转向资源开采业,通过资源品出口积累起了外贸顺差,国内经济一派繁荣。但很快,传统的农业和其他制造业部门则受到了挤出。其负面影响很快显现出来,削弱了荷兰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荷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外其他地方也多有出现,被统称为“荷兰病”。
第三是制度原因。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制度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部分被资源“诅咒”的国家恰恰也是制度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笔者之前的研究曾发现,如果将制度因素纳入到“资源诅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之后,自然资源禀赋的直接解释力就会显著降低。也就是说,“资源诅咒”部分是由于攫取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源诅咒”的实质是“制度诅咒”。当然,制度也可能是内生于自然条件的——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会为寻租提供温床,更容易引发腐败、争斗、集权统治、甚至战争。而这些制度上的不利因素有碍长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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